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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贡献

[2005]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和美国人托马斯·谢林,以表彰他们他们通过博弈论分析加强了世人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作出的贡献。
罗伯特-奥曼(Robert J. Aumann)(左图),1930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目前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1955年自麻省理工学院取得数学博士学位,现在以色列的希伯莱大学更改中心担任教授。奥曼是国际知名的博弈论专家,2002年与约翰-纳什一同被聘为山东青岛大学名誉教授。
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右图),1921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1951年从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和公共政策学院荣退杰出教授,同时也是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荣退教授。
获奖理由:。


[2004] 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卡耐基·麦农大学、加州大学的芬恩·基德兰教授(挪威籍)和亚利桑纳州立大学的爱德华·普利斯科特,以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对经济政策的时效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方面的杰出研究成果。
基德兰德(左图)现年60岁,出生于挪威。1968年毕业于挪威经济学和商业管理学校。1973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仍保留挪威国籍。普雷斯科特(右图)现年63岁,出生于纽约。1967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现在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并担任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员。

成果解读:他们重新解释了商业周期

 

 

 

 

 

 

 

 

 

 

商业周期推动力与经济政策设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为这些意义重大的领域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不仅对宏观经济分析如此,对许多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实践也是如此。
传统经济理论: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但几乎没有人致力于解释实际经济政策运作。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和大萧条的遗产还统治这商业周期和稳定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但是几乎没有人致力于解释实际经济政策运作。
20世纪70年代,早期分析的缺陷日益彰显出来。基于现有理论制定的稳定政策根本无法达到经济政策的目标。西方世界的经济一直处于一种滞涨状态——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但是盛行的理论却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波动并非仅仅缘于需求波动也表现得日益明了。供应方面的波动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在1977年和1982年发表的两篇相关论文中,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经济政策时间连贯性:最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决策,而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决策又会导致政策的失灵,从而迫使政策制定者对政策进行修改,而修改的结果是最好的政策被放弃。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所谓“菲利普斯曲线”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减少失业的不二法门是执行高通货膨胀政策。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开始受到质疑。
1977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认为,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种特定决策能力的话,往往会制定导致更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他们特别提到了经济决策中常见的问题之一:时间连贯性问题。
时间连贯性问题的核心是:经过千挑万选,一项经济政策终于出台了,政策一旦出台就会影响家庭和公司对政策的预期,当这些预期转化为实际行动时,被政策制定者认为最好的政策往往得不到执行。这样一来,经济政策制定者就会对他们的决定做出修改,结果却是最好的政策被抛弃。这样的结果与其说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与绝大多数民众的目标不同所致,毋宁说是不同时间对经济政策的制约因素不同所致。
时间连贯性问题在货币政策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假设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小幅通货膨胀,并将这一政策公之于众;又进一步假设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低通货膨胀预期和工资的小幅上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然诱惑政策制定者实行更高的通货膨胀政策,因为这样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失业。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认为,这样的诱惑将使经济陷入高通货膨胀而不能自拔,并且于解决失业无补。
商业周期:技术发展的现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又影响商业周期的变化。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对商业周期推动力的分析。这项研究成果改变了人们对商业周期原因的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方法论为拓宽商业周期研究提供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一直把长期增长和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当作两个现象分别进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长期增长被认为是由总供给决定的,技术发展是其推动力;商业周期被认为是由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总供给的某些要素导致的。这两种观点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
1982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彻底检讨,为宏观商业周期分析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在他们的商业周期模型里,技术发展的现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商业周期的变化。他们的模型已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003]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 III)和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 Granger),以表彰他们在“分析经济时间数列”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即在经济时间数列中运用了统计学的方法。
恩格尔1942年生于美国纽约的锡拉丘兹,1969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纽约大学金融服务管理学教授。上个世纪80年代,恩格尔创立了一种被经济学界称之为“自动递减条件下的易方差性”(ARCH)理论模式,提出了根据时间变化的易变性进行经济时间数列分析的方式。瑞典皇家科学院称恩格尔的分析方式对经济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突破性意义”,他的ARCH理论模式现已成为经济界用来进行研究以及金融市场分析人士用来评估价格和风险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格兰杰1934年生于英国威尔士的斯旺西,英国公民。格兰杰1959年获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荣誉教授。据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格兰杰在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在于发现非稳定时间数列的特别组合可以呈现出稳定性,从而可以得出正确的统计推理。格兰杰据此提出了根据共同趋势进行经济时间数列分析的方式。瑞典皇家科学院称格兰杰的发现对研究财富与消费、汇率与价格,以及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2002] 美国学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
获奖理由:在心理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将来自心理学的洞见整合到了经济科学之中,尤其是关于在不确定性下人们的判断和决策制定行为;建立了实验室实验作为实证经济分析的工具,尤其是研究可选市场机制方面。
弗农·史密斯(左图)1927年生于美国的威奇托,195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卡尼曼(右图)1934年生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1961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传统上,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筑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和能作出理性决策的假设之上,而且经济学还被普遍视为是一种依赖实际观察而不是可控的实验室实验的非实验性科学。然而,现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置身于修正和试验基础经济理论前提,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实验室里而不是从实地获得的数据。这种研究植根于两个截然不同但目前正相融合的领域:一个是用感知心理学分析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的领域,另一个是通过实验室实验来测试根据经济学理论所作出的预测的领域。卡尼曼和史密斯正是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先驱。
卡尼曼由于成功地把心理学分析法与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了一起,而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其主要研究成果是,他发现了人类的决策不确定性,即发现人类的决定常常与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作出的预测大相径庭。他与已故的阿莫斯·特维尔斯基合作,提出了一种可以更好地说明人类行为的预期理论。
史密斯则为创立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他开创了一系列实验法,为通过实验室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他揭示了替代性研究机构的重要性。他还是“风洞试验”理论研究的先驱。因此,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对确立实验是经验主义经济分析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2001]三位美国学者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迈克尔-斯彭思(A.Michael Spence)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奖励他们对“非对称信息市场”分析所做的贡献。

 

 

 

 

 

 

乔治·阿克尔洛夫(左图)1940年生于美国的纽黑文,196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头衔,一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经济系任教,偶尔在政府兼职。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经济学教授。
迈克尔·斯彭斯(中图):1948年生于美国的新泽西,一直留驻象牙塔,197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头衔。他一直留驻象牙塔,但是在相当多的时间内从事行政工作。1984年至1990年他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是该院历年来最年轻的院长之一。1990年至1999年他担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是该院历年来任期最长的院长之一。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右图):1943年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1967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头衔,在90年代的多数时间内在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任职。1993年至1997年间他在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先为成员,后任主席。1997年至1999年间他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据说由于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意见相左,提前卸任世界银行的职务。

获奖理由: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各得主的贡献:

斯彭斯(Michael Spence)的贡献主要基于他1972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该论文考察了工作市场中的信息问题,而他的创新之处是研究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备信息的一方会采取某种行动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困惑的问题。在找工作时,应聘人往往对自己的能力比雇主知道得更清楚。设想市场上有两种应聘者,高能者和低能者。假定能力高低是天生的,与后天的教育无关。面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能力高的人有比能力低的人更强的动机把有关自己能力的信息传递给雇主,而这一信息对雇主来说是有价值的。但问题在于,能力低的人也同样会宣称自己属于高能群。因此高能者为传递信息所要采取的行动必须是低能者很难模仿的。斯彭斯的模型研究了用教育投资的程度作为一种可信的传递信息的工具的问题。在他的模型里,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它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或“发出信号”表明自己是能力高的人。斯彭斯确定了一个条件,在此条件下,能力低的人不愿意模仿能力高的人,即作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以示意自己是能力高的人。这一条件就是,做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对能力低的人来说边际成本更高,比如,能力低的人学习起来比能力高的人要更费劲。斯彭斯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下,虽有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具备信息的应聘者可通过教育投资程度来示意自己的能力,而雇主根据这一示意信号便可区别开不同能力的人。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人愿意花重资上名牌大学或念高学位,其成本远远超出教育本身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原因是名牌大学和高学位都是应聘者向雇主发出的信号,表明他们聪明而勤奋。显然,这种示意方法可以帮助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困惑。但是,这种示意方法是有成本的,这里的成本就是“过度教育投入”。有趣的是,斯彭斯推导出的数学条件同默利斯(James Mirrlees,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关在不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税收中的条件是类似的,后来这一条件被称为“斯彭斯-默利斯条件”。这也说明,深刻的经济学理论可以用少数简明的假定推出,而很多看似不相关的理论在深层次上是相互连接的。
斯彭斯的这一分析框架后来被应用到许多领域,其中之一是被用来解释上市公司的过度分红行为。在很多国家,政府对红利征税的税率比资本增值的税率要高(通常政府对红利征收两次税,一次对公司,一次对个人,而对资本增值只对个人征收一次税)。如果没有信息问题,利润再投资比分红更符合股东利益,但很多公司仍然热衷于分红。根据斯彭斯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的管理层当然比股民更清楚地知道公司的真实业绩。在这种情况下,业绩好的公司就采取多发红利的办法来向股民发出信号,以区别于业绩不好的公司,后者发不出红利。证券市场对分红这一信号的回应是股价上升,从而补偿了股民因为分红交纳较高的税而蒙受的损失。
斯蒂格利茨研究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具备信息的一方如何调整合同的形式从而来“筛选”有信息的一方。他在研究中发现,用信息不对称以及人们对此作出的合同形式的调整,可以帮助理解许多长期以来不好解释的市场现象。
他的研究从保险市场和农业土地租赁市场开始。在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不清楚投保人的风险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提供一系列的保险合同(即不同的保险费率和免赔额的组合)让投保人选择,从而达到区分不同风险类别的投保人的目的。在农业土地租赁市场上,农民与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又称佃农制)是普遍流行但又费解的一种合同形式。之所以费解是因为地主通常比农民富裕,所以似乎在合同中应由地主承担全部风险而付农民固定工资。但是,如果考虑到实际中农民比地主有更多的有关生产的信息,包括自己的努力状况,那么比例分成制就有优势了。
斯蒂格利茨对信息不对称下市场的研究后来又扩展到信贷市场和劳动就业市场。人们观察到,即使在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的信贷市场中,市场贷款利率总是低于使供需平衡的利率。结果,许多愿意以市场利率借贷的人贷不到款,也就是说,信贷市场是配给的。这非常令人费解,因为这里并没有政府计划。斯蒂格利茨和他的合作者在一个信贷市场的模型中引入了信息不对称,即借款人有高风险和低风险之区别,但这一信息只有借款人自己知道而信贷人并不知。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可能的结果是,当利率升高时,低风险的借款人不愿意借贷了,而高风险的借款人却积极依旧。原因是后者在好景时盈利很高,因此付得起较高的利息;若时运不济亏损,就宣告破产。这种利率高低的变化对吸引不同风险类别的借款人的不同的效应,意味着利率在信息不对称时起到了筛选不同类型的借款人的作用。这样一来,降低利率,使需求大于供给,反而有可能使信贷人的利润上升,因为借款人群中低风险类型的比例会上升,从而缓解了信贷人面临的逆向选择。
非自愿性失业是市场经济中常见的现象,但也是颇为费解。市场调节的基本原理是说,如果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而产生失业的话,工资就会自动下降,直到供给等于需求、失业消失。这一理论显然与现实不符,斯蒂格利茨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他们假定雇主不能完全清楚地知道雇员工作的努力状况,这也是一种信息不对称。设想雇主只能偶尔抽查雇员的工作,若没有发现雇员“偷懒”的话,就发工资;一旦发现雇员“偷懒”,雇主对他最大的惩罚就是开除他,将他投入失业大军。如果市场工资使得供求平衡,没有失业,雇员就会缺乏努力工作的动机,因为即使被发现偷懒而遭开除,他也可以立即找到新工作。如果市场工资上升到并非所有失业者都能在短时期内找到类似的工作,雇员就会有激励努力工作,以保饭碗。这种高于使供给和需求平衡的工资被称为“效率工资”,意思是提升工资可以提高效率。在这一模型中,市场价格(即工资)是可以根据市场状况调整的,雇主追求利润,雇员追求效用,这些都与传统理论的假定一致。与传统理论不同的假定是信息不对称,以及有限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模型中,当信息对称时,即当雇主完全清楚地知道雇员工作的努力状况时,市场工资没有必要保持在这样高的水平上,因此也就不会有失业的情况发生。